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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拾貝不尋常
      2019-09-24 17:22   忻州在線·忻州日報 審核人:

      ——《保德史料補遺》及其文化意義

      □記者張云平

      《保德史料補遺》書影 張云平 攝影

      有人說,能夠喚起人們對故土歷史文化情感的,除了恒久不改的山川河流,可能就要數地方文獻史料了。盛世修志,包括地方文獻史料的出版已成為一種大的文化潮流,集人力、物力和財力為一體,留住了文脈,也使得中華文化得以傳承并發揚光大。然而,更值得點贊的是還有這樣一類人,以一己之力,耐得住清苦寂寞,犧牲個人無數業余時間,十多年奔波于查找搜集、編校地方文獻史料的路上,填補了當地文獻史料整理方面的一個空白,其行動可敬,其精神可嘉。忻州市委宣傳部干部康艷飛就是其中之一。

      留存文獻史料少而又少

      保德地處晉西北的黃河岸邊,古稱林胡,又稱定羌,“保德”這個名稱始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先為保德軍,景德四年(1007),保德軍改為保德州,直到民國元年(1912)改州為縣,保德之名沿用至今。

      中國自古就有方志編撰的傳統,從已知的歷史記載來看,最早有明永樂十九年版《保德州志》,明正德元年丙寅版《保德州志》,明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版《保德州志》,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版《保德州志》,清康熙十二年癸丑版《保德州志》,清康熙四十九年庚寅版《保德州志》,清乾隆五十年乙己版《保德州志》。時至今日,除康熙、乾隆版《保德州志》完好保存在故宮博物院、山西省圖書館外,其他版本早已失傳,沉睡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的保德歷史,只能從僅存的這幾部清代志書中尋找答案了。

      有鑒于此,作為土生土長的保德人,康艷飛有感于保德文獻史料極度缺失,人們引用地方文獻史料,抄來抄去離不開清代幾部志書,大量珍貴的文獻史料極有可能散佚在國內外其他典籍之中,需要有人來填補這個空白,便在繁忙的行政文秘工作之余,暫時放下自己摯愛的詩歌寫作,心甘情愿地投入到這種苦差事當中,“編者不憚舛誤,不辭辛勞,在清乾隆及道光補刻本《保德州志》之外,對宋、金、元、明、清、民國留存的與保德有關的著述、散佚的文字進行搜集整理、編校勘釋,其中不乏傳世珍本和地方稀見文獻,一晃十年已過。”

      《保德史料補遺》全書共分六輯,上下冊,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第一輯為光緒版《保德州鄉土志》,分歷史科、地理科、格致科三卷,由本境、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境地、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等十五章組成;第二輯為民國《保德縣地理志》,分縣治、沿革、面積、縣界形勢、山脈河流、行政區域、城關、道路、郵電、風俗、宗教十一章;第三輯《沿革》,依舊志體例揀選疆域、祥異、蠲賑、賞賜、官制、職官、選舉、軼事等類別,近千條文獻史料;第四輯《藝文》,收錄詩文近百首篇;第五輯《公牘》,收錄《保德縣縣政十年建設計劃案二十四年份實施辦法》長篇公文;第六輯《統計》收錄民國政治、經濟、人口、財政、教育、社會、氣象共七十多份。

      追求學術上的求真求新

      文獻史料收集編校工作是一件基礎性的工作,需要一個人有很高的學術素養,不僅需要有求真求深的理念,還要有選擇區分文獻史料價值的眼光、古代漢語文字的功底,以及甘為他人作嫁衣的態度。如此,才有可能出精品出好書。《保德史料補遺》書中輯錄的補遺大多是首次呈現,比如康熙諭姜肅、唐文德的詩,《保德州渡黃河》五言律詩,清代文人書寫石花魚詩等等,每一條史料可謂求真求新,便于讀者立體、全面地了解保德的歷史文化,特別是書中輯錄的“保德軼事”“保德人外地軼事”章節沙里淘金,短小精悍,如《世說新語》般有趣好讀,極為珍貴。從歷史到今天,文化一脈相承,講好保德故事,仍將是更加必要和緊迫的文化大事。

      保德的銅貝舉世聞名,保德棗、保德石花魚、保德灌腸,以及保德民歌也是遠近聞名,但這些遠遠還不是保德全部。保德歷史上雖地處邊陲,文化欠發達,不能與忻、定、原、五臺相比,但也不乏杰出人才。比如陳奇瑜,單看縣志人物傳簡介,幾百字無法立體和生動還原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名人。陳奇瑜究竟是個什么樣的歷史人物?因何被殺?這些問題均在補遺中有了明確的答案。康熙到底來過保德沒有?正史有記載嗎?補遺同樣給出了答案。

      據清《圣祖起居注》卷三十四等材料,“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己酉,上駐蹕保德州,親近侍衛關保、吳什捧出貂袍、貂褂,令巡撫倭倫跪。”“是日,賞貧人錢,保德州知州唐文德等,保德營守備李起伸等來朝。命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同乾清門侍衛馬武試李起伸騎射,畢,以騎射不堪奏。奉旨守備李起伸革職。保德州地方甚屬緊要,交該管總兵官選優長之人補授。二十九日庚戌,上自保德州渡黃河,見水溜船少,不易到岸,上躬臨視,絕河糸(繩),令坐船人皆挽(繩)而渡,到岸甚速。兼命皇長子及領侍衛大臣等親督,禁止爭船,等人陸續而渡,頃刻渡畢。”從中可以看出,康熙平定回疆噶爾丹叛亂后,沿大同方向至保德,僅待二天,賞賜地方官,賜諸臣匾額,發文諭旨,革職不力軍營守備,祭黃河之神,親嘗黃河石花魚,親自指揮渡河,駐保德對岸府谷,意氣奮發,辦事果斷,不愧稱之為康熙大帝。

      不僅如此,補遺還對那些歷來寫不進正統史志的小人物的史料也給予關注。比如“保德州人崔監以父私鄰女魏氏手刃殺之”這樣記錄:“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己卯。山西保德州人崔監,年十四,以其父私于鄰女魏氏,斥逐其母,不勝憤,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監以母故,陷大戮,可憫。”上曰:“監幼能激義,其免死,發附近徒工三年。”這樣的判決可能讓現代的人大惑不解,殺人怎么可以不償命并如此輕判,但卻可以透過這件民事案件了解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一些認識和處理情況。

      總之,《保德史料補遺》的面世,無疑是一項“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既可以為世人了解保德提供不可或缺的珍貴的文獻史料,還可以提升保德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并且為保德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撐,其學術及文化意義不言而喻。當然這還遠遠不夠,補遺僅僅完成宋以后保德文獻史料的一小部分。宋以前保德的歷史是個什么樣子?承載亞洲文明的青銅器與保德林遮峪商代墓之間有何關聯又有何記載?保德宋之前還有哪些正式的行政建置?保德歷史上還有哪些有影響的著作又有哪些歷史名人?這一切均知之甚少,還有待今后更多的有識之士繼續堅持去發現、去整理、去研究。文化保德,自然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如高山寶藏。身逢復興大業時代,我輩自當共同努力。

      (責任編輯:梁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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